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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中看到部署。将社会的焦灼点变成党和政府的着力点,在直面复杂问题中提升执政能力,我们的信心将从中而来,新一轮的发展也由此开启。
陈德铭:“再给记者朋友多留点时间。” 新华社发“我希望,指责人家不守规则、搞补贴的国家、部门、执法机构,自己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今年的外贸实现全年要增长10%左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也是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昨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扩消费促流通和发展对外经贸”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他表示,中国外贸没义务遵守个别国家规则;鉴于利比亚形势,中国目前正从利比亚撤回人员;2020年中国将成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并不担心有些人故意要在国际贸易中间制造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今年中国外贸出口增加10%,陈德铭也表示有信心。中国没义务遵守个别国家规则关于美国指责中国不守规则和有补贴的问题,陈德铭表示:我确实注意到最近美国无论从总统先生、相关部长、国会议员以及有关方面对所谓“中国不守规则”的问题进行了横加指责,而且把指责的重点说是中国的“补贴行为”。他表示,中国遵守的是我们加入的那些国际组织的规则,我们没有义务去遵守某一个国家超出这些国际组织规则的内部法律和规定。希望能就补贴问题进行沟通关于补贴的问题,陈德铭指出,世贸组织规则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绝大部分世贸组织成员都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补贴,大家对补贴的理解也不同。他提出,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断指责,往往包括一句“你不守规则”,至于在哪个具体方面、哪个范围不守规则,往往很少涉及到。他希望“我们能就补贴问题和那些指责我们的国家进行对话,对个案存在补贴的理解问题可以进行沟通。”“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各位记者,中国的中央政府没有禁止性的补贴,我们国家大、地域广,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些补贴,我们是愿意进行商量的。”陈德铭表示,美国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阻止中国的商品到美国去。然后中国根据美国自己的法律而不是世贸组织的规则,向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提出上诉,中国企业告了美国的商务部。2010年,美国的贸易法院判美国商务部输了。美国商务部提出上诉,还是被判输了。“这个时候,我静等着美国商务部这个一直指责人家不守规则的部门会守规则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中国正从利比亚撤回人员陈德铭表示,中国在利比亚是没有投资的。但是,“我们在那儿确实有一百几十亿美金的工程项目,绝大部分是在城市和城郊给老百姓的住宅项目。这些项目在利比亚的内战中间,在一些外国力量的干预中间,遭到了炮火袭击,损失严重。所以我们也跟利比亚政府交涉,希望利比亚政府按照国际的惯例和法律,要正确处理和赔偿这些项目。”目前,中国在那儿除了留守人员,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的人员已开始回到国内,还有近一百人左右对资金、设备、项目进行保护,等那里的局势基本平稳,具备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条件,中国人还会重回那些项目。2020年中国将成世界最大消费市场2020年左右,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仅凭这一点,我并不担心有人故意要在国际贸易中间制造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国际贸易是不主张和反对这样做。但是谁要是对中国以这种形式来挑战公平的、开放自由的贸易,那么是他自己找麻烦,因为我们将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将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同时我们的进出口是基本平衡的。我相信,不会有人这样蠢做这件事情。中国支持欧洲不附带条件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大概到去年年末总的贸易量是5670多亿美元,我们出口3500多亿,所以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也是中国进口技术的第一大来源地,欧洲的繁荣、发展,跟中国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跟欧洲共同来克服困难,也是帮助和支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带任何条件的。除了“10+3”中国还有“10+6”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是一个多元的讨论,除了“10+3”以外,还有“10+6”的讨论,我们和日本共同倡议,向东盟倡议,共同推进“10+3”和“10+6”。“10+6”就是中日韩和东盟十国以外,还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也是一条路。家电下乡政策持续到今年底我们的家电下乡政策今年没有取消,会进行到今年底,31个省市有3个提早试点的取消了,但是有28个省市今年将继续实行家电下乡的扩大消费政策。
顾秀莲,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至1989年任江苏省省长。乌云其木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1年至2003年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宋秀岩,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05年至2010年,任青海省省长。李斌,安徽省省长,2012年2月15日当选。 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 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 □本报记者 吴伟 北京报道 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 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 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 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 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 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 【现状】 越到高层比例越低 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 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 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 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 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 【领域】 多担任副职 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 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 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 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 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 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 【位置】 比例在世界走低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 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 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有30个国家的女部长比例达到或超过30%。 女性天生体贴关怀,更有亲和力,“她们更喜欢和下属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稳、关注细节,这些特点使女性在服务型政府中具备天然优势。杜洁介绍,北欧一些国家,事实上已形成了服务型政府。 杜洁认为,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在中国官员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这一环。 【原因】 受限政治文化 造成女性官员比例较低的原因,杜洁与冯媛均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 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 此外,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 “关键在于一些文化中的思维限制。”杜洁举例,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观念对女性领导的偏见很严重。比如,在报道女部长时,会强调贤妻良母孝媳,而报道男部长时并不描写贤夫良父孝儿。在有些新闻报道中,男性官员三过家门而不入会被赞扬,而报道优秀女官员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饭。 “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官员带有歧视的双重标准。”杜洁说。 女官员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难以回避的问题。吴仪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 杜洁评价,女性的强项亲和力,在现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处于相对不重要位置,“女官员像男人那样执政,被视为‘狂妄’,而展现温柔和亲和,又被视为‘软弱’,逼得女官员左右为难。” 【改变】 同等条件“女士优先” 事实上,中国曾数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比例。 1990年,中组部、全国妇联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在五年内解决县、乡两级领导班子无女干部的问题。 2001年,中组部发布《意见》,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 女性问题观察员冯媛介绍,到现在,四套班子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员。不过她担心,女性配职比例,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女性参政比例上限。 杜洁对此持积极态度。她说,如果没有提出比例的要求,很多地方在女性参政的组织培养上会更消极,“当然,也有一些省份在推动女性参政,这主要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对女性干部的态度”。 2006年8月,中组部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强调,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任用女干部。 中国也在持续开展对女官员的执政能力的培训。2011年5月,由中组部、全国妇联、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期“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班”开班,学员为中央、地方的省部级和厅局级女领导干部和国有骨干企业女性领导人。 中组部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出,“重视从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选拔女干部”,“要注意把那些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女干部选拔上来”。 这意味着高学历、高职称,拥有更多从政经历者将会有更多机会。 杜洁透露,一个全国妇联旗下的课题组正在对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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